这是白居易（772年－846年）在新乐府中所写的《隋堤柳》，一旦我们把这样的心态放置在整个隋唐的时空背景下，会发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唐人对运河的观感大概是矛盾的，前朝的兴亡犹在眼前，而对于大的治国方略常人并不会理解，或不想去理解，隋炀帝开凿运河在后世看来有其深思熟虑，但冒进导致王朝的崩溃却是不争的事实。

▲京杭大运河拱宸桥段风光 摄影 / 余文华

这都是许多年以后才能看清楚的，在他们（尤其是中唐以前）的时间点，他们是经历者，或者说，他们是局中人。唐代诗人写到大运河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感怀，比如李商隐《隋宫》所写：

比如罗隐《隋堤柳》所慨叹：

▲《西湖十景画册》 刘度

李商隐和罗隐的诗，是唐代诗人直面大运河时的主流思想，在王朝的兴衰之间试图打捞出可能的答案。这就像胡曾在《汴水》写：

可以把白居易或白居易所处的中唐当作分界点，在白居易之前，杭州尽管已是名郡，存在感却相对较弱，隔着钱塘江，就是一直以来大名鼎鼎的会稽郡，为了两地的高下之分，白居易和好友，时任浙东观察史的元稹甚至打过诗词笔仗。更早一点的时间，杭州仅仅是中国广袤疆域中的一个驿站，一个中转站，而不是目标景点。

大运河的贯通，事实上改变了杭州。今天，当我们在水波之上去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也许还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潮汐的起落。

可以把目光放到更早一点，要知道，在隋之前，杭州今天的主城区一带，称钱塘县，属吴、会稽郡，内陆主要的通道就是上塘河。

▲上塘古运河景区

如果从北过来，以太湖作为起点，到钱塘，要依靠众多天然河流、陂塘、人工塘浦，航道零散、浅滩多，受水位影响极大，没有和北方大运河系统连通的路。当然也可以走海路，再从长江口抵达杭州湾，再登陆钱塘，但风浪、潮汐凶险，不可能作为日常的交通干道。还有一种走法就是从中原陆路至京口（镇江），南下苏南，翻越丘陵，经嘉兴抵达钱塘。

在隋之前，要抵达杭州可能只有通过这三条路线，而隋大业六年后，大运河的贯通，从北到南，洛阳、黄河、通济渠、淮河、邗沟、长江、京口、江南运河、杭州，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线路。

在隋朝之前，踏足杭州的诗人，除了像谢灵运等生活或出生在江南一地的本土诗人外，极少有当时生活在中原地带的诗人来到杭州，并歌以咏之，这从流存于世的文学作品可见一斑：大运河让人可以大规模、长距离走水路，并从容游钱塘。

没有大运河，或许就没有浙东唐诗之路的可能。

在后世传颂的唐诗之路上，运河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它又怎么可能少了文人的足迹，甚至可以设想，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就写成于杭州与外郡相通的河面上，或者构思于他们眺望两岸风景之际。

▲西兴

这是当年杜甫写于公元767年的《解闷十二首》之二，西陵也就是今天的西兴，当时的西陵渡口，位于钱塘江南岸，扼钱塘江与浙东运河要冲，市面繁华，商贾云集。渡江可到杭州，沿大运河北上可至江淮中原，而沿运河向东，是东海之滨的明州（宁波）港，溯钱塘江上行，可至江西福建，最终到达广州。

这也可以看出运河已成为一道沟通南北交通的无形之门，而杭州，也成为海陆丝路的重要节点。

▲《京杭道里图》（局部）

沿大运河（江南运河）抵达钱塘，再由西兴渡转入浙东的唐代诗人，按照现存资料的统计，根据他们所留下的吉光片羽，大约在400到450人。盛唐时的孟浩然、李白、杜甫、宋之问等都抵达过。

孟浩然多次漫游吴越，留下了《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渡浙江问舟中人》等诗，在《渡浙江问舟中人》中，孟浩然写到了这种地域感：

李白同样沿运河南下抵达杭州，渡钱塘至西陵，《送友人寻越中山水》提及西陵（杭州西兴）。李白最初是来寻访已荣归故里的贺知章的，贺知章是他的知音和提携者，可惜李白来到时，贺知章早已驾鹤西去。前面提到的杜甫，他在青年时代就漫游吴越，也是经运河抵达杭州，在《壮游》《解闷十二首》中追忆了西陵古驿。

▲灵隐寺

再如宋之问，他在《灵隐寺》中写：

但即使到了李白的时候，如果我们追随着他的诗路脚步去看，他写杭州的诗也就寥寥数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白居易是杭州的发现者，他为杭州写下了300余首（篇）诗文，而他和好友元稹（时任浙东观察史）关于会稽（绍兴）和钱塘（杭州）的争论更是打响了杭州的声名。

▲天下粮仓之一：富义仓 摄影 / 余文华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这个时候，运河已经成为漕运的主干道，民间多年来称其为隋炀帝运粮河。按照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杭州早在南朝之时就已是天下粮仓之一，“大贮备之处”的“钱塘仓”业已成形，而杭州的航运异常发达，《隋书·地理志》说到的杭州是：“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是和白居易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所说，而略晚于白居易的杜牧(803年-约852年)，在《上宰相求杭州启》中说，杭州每年税钱五十万缗（约占朝廷一年财政收入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有相当部分应取自于过往运河的舟船。《新唐书·食货志》中则明确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大运河开凿的孰是孰非，其实大可以搁置，时间过得越久，它的作用越加明显，即使到了交通运输发达的当代，大运河的船运依然是一种有效的补充。

▲大运河上来往船只川流不息

依然可以把白居易当作一个坐标：他对杭州和西湖的极力推荐，让杭州成为闻名遐迩的名郡。白居易少年时就曾经从运河来到杭州，之后就一直魂牵梦萦，而在长庆四年离任杭州刺史时，也是沿江南运河北返洛阳。在《东楼南望八韵》中，白居易写道：

中唐以后的诗人，借助于运河的水道便利，往返于杭州的更如过江之鲫：顾况、元稹、张祜、李绅、殷尧藩、罗隐、方干、施肩吾、徐凝、皇甫冉、刘长卿、李嘉祐、戴叔伦等。

在这些诗人的诗作中，均有运河行旅、杭州诗篇传世，从这些诗作也可以看出，运河不再是他们所回避的诗歌主题，也不再仅仅是对隋炀帝的讥讽。比如顾况和李绅都写过与运河相关的诗。顾况写的是《临平坞杂题》中的一首《芙蓉榭》:

▲大运河畔的临平三家村荷塘

那时的临平又称藕花洲，种植大量的荷花，与杭州的联系多走水道。李绅在他的《却到浙西》中同样有这样的元素：

水道纵横，阡陌交错，江南的景色便这样留在文人骚客的记忆里。在白居易离开杭州的许多年后，有一天，在东都洛阳，他在仿照江南景色所建的庭院里接待客人，从杭州带回的鹤在池塘中徜徉，而友人说起杭州的旧事，他有着无限的惆怅，写下了《答客问杭州》一诗：

晚唐的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二首・其二》中已经能够客观去看待这一历史了，他写：

......

▲江河汇桥

在我们所熟悉的唐诗中，有着运河元素的名篇不胜枚举，而白居易在《杭州春望》中，写到了城东江堤（运河、钱塘江交汇地带），运河商贸的繁荣景象，可以把它作为本文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