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有意思 | 聆听一位500年前运军的独白——我叫张大力,运河就是我的工位

原创 世界运河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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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明代漕运的宏大叙事里,千里运河是帝国命脉,每年四百万石漕粮自南而北,供养京师、撑起国运。但在这些数字与功业的背后,有一群失语的基层劳动者——运军,他们是大国大业最具体而微的执行人。这份岗位虽世袭稳定、属于大明体制内人士,却常年奔波于数千里河道,收入微薄,家庭缺位。它像一座围城:城外,是流民艳羡的避难所;城内,却是运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式苦役。临近五一劳工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些五百年前运河上的“打工人”,走进他们的生活琐碎与工作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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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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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大力

年龄:30岁

职业:运军

户籍:浙江把总杭州右卫(驻地在今杭州武林门内西侧)
 配偶:沈月枝(25岁)流民之女

子女:张省力(8岁)、张有福(5岁)、张北望(1岁)



我叫张大力,今年三十岁,是浙江把总杭州右卫的一名运军,家住杭州府城武林门内的卫所营房,隔壁就是运河码头。每天早上醒来,浸入鼻孔的不是西湖边的花香,而是河水、粮袋和桐油混在一起的味道——那是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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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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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卫里老辈人说,我们运军这个行当由来已久,汉唐以来运粮走水路,那时候就有漕卒,但真正定下规矩、成为固定编制的,是本朝永乐皇帝以后的事。

当年永乐爷迁都北京后,朝廷在北京,粮仓却在江南,苏州、松江、常州、湖广、浙江这些地方产米,可离北京好几千里,怎么办?只能靠运河。一开始是“支运”,让百姓直接运粮到京城;后来改成“兑运”,百姓先把粮送到水次仓,再由军队分段运输;到了成化年间,最终变成“长运”,也就是现在这样,我们运军直接从州县粮仓装粮,一竿子撑到通州,全程负责。这么一改,我们这些人就成了“专业漕运兵”,全天下运军,总数大约十二万人,分成十三个把总,下面各有若干卫所,我们杭州右卫,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家是军户,什么叫军户?就是世代当兵,跑不掉。朝廷规定,军户家三个儿子中出一个人当正军,如果死了、逃了,就从子弟里补。十名运军经营一艘内河漕船,从中选出一个家境最好又能服众的人做旗甲,相当于船长,再选一个人做纲司,负责文书和财务,有时还会额外雇佣一两个水手,一个船上的兄弟,几乎都是一个卫所长大的,知根知底。五艘漕船编为一甲,设置甲长一名,共同进退,互相监督,以确保漕粮足额准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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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说起来简单,就是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去,可实际做起来却不容易,拿我们浙江运军来说,每年十月,秋收刚完,粮仓里堆满了新米。我们就要从杭州武林门、北新关外的官仓装粮,一艘船装四百石左右,一袋一袋扛上船,堆得整整齐齐,然后起锚北上。从杭州到通州,走京杭大运河,水路三千多里。沿途要过江南运河、渡长江、走淮扬运河、翻山东闸河、穿北直隶,最后到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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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漕运总督府


顺风时摇橹,逆风时拉纤。山东那一段最要命——河道窄,水浅,几十道船闸,每过一道闸都要等水、放水、用绞盘拖船,有时候一等就是七八天。我们在闸口边上搭个草棚睡,蚊子咬得浑身是包。次年三四月,终于到通州。交粮也不是轻松活——排队等验收,太监们挑三拣四,嫌米不干净、嫌潮了,动不动要我们“赔补”,我们得把粮食从船上扛到岸上的粮仓,一袋一百多斤,扛得腰都快断了。交完粮,赶紧回空南下。为什么?因为汛期要来了,运河涨水、黄河决口,再不走就困住了。大约六月回到杭州,你以为可以歇了?不行。七八九月是修整期,不是休息期,要修船、清淤、修粮仓,还要被调去修海塘、剿海盗、押送军饷等等。一年到头,不是在船上,就是在准备上船。湖广、江西的兄弟比我们还苦,因为路程更远,他们一年中要外出奔波八九个月,山东的兄弟好一点,正月才出发,两个月就到,但路程短,补贴也少,有得就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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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程图》(纪行图)册,明代钱谷和张复联合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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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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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们的收入大概分四块。第一块是月粮,每月一石米,这是基本工资。我们杭州卫的标准是“本色八斗,折色二斗”,也就是8斗给米,2斗折成银子。1石米市价大约接近于1两银子,所以月粮折银,理论上一年有7到9两。第二块是行粮,相当于外出津贴,每名运军出运期间,每日给米两合(大约0.4斤),再加一分银子买盐买菜,一年出运大约两百四十天,行粮折银大约三到五两。第三块是轻赍银,这是作为漕运路费钱“耗米”的剩余部分,每年任务完结后分发给各位,每船每年发十几两,我们十个人分,人均一两半到二两,相当于年终奖。第四块是土宜,朝廷允许我们每船带四十到六十石私货,沿路贩卖。南方起运时带丝绸、糖、纸北上,北方返程时带棉花、干果南下,属于是特许经营权,一船一趟能挣三到十两,人均三到八钱。算下来,理论年收入:月粮约8两+行粮4两+轻赍银1两5钱+土宜5钱=14两。这些收入,在杭州城里算什么水平?街口开豆腐店的王老四一年能挣十五六两,平乐坊教书的老秀才一年有三十两,但总比种田强,种田一家五口一年也就十几两,江南一带可能有20两,还要交赋税。但因为种种原因,14两的理论收入实际到手往往只有一半,一年也就七八两现银,外加几石米。这点钱粮,养活自己尚可,但要在繁华的杭州城养活我老婆沈月枝,以及省力、有福、北望三个娃就有点捉襟见肘了。我本是无钱娶妻的,月枝是流民之女,逃荒到杭州,卫所给我们包办了婚姻,我让她有了依靠,她也让我有了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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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假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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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外人以为,我们跑完漕运回来,一连几个月带薪休假岂不是美滋滋,实际上这段时间还有很多活要干。每年六月回空到杭州,第一件事不是回家抱孩子,而是去北新关船厂修船,我们那条漕船,运河上颠了半年,底板漏水、船舵开裂,得我们自己动手。卫所规定:每船每年要修一次,材料官给,人工不花钱,因为我们就是人工。修完船,还要去疏通河道。杭州城外的运河官道,城内的东河、大河等交通干道一年下来淤了不少,我们穿着草鞋下河挖泥,一锹一锹甩上岸。此外还要去修粮仓,比如检修武林门内外的官仓,库房如果漏雨了,要补瓦、砌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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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北新关遗址


作为军户,我们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保家卫国,国朝创始之初,是抽调我们去运粮,只是调着调着让运粮仿佛成了主业,但一直以来军人本质其实没变,卫所会调我们去维持地方治安,杭州城里时不时有盗匪、流氓打架,我们也要去巡街。海边有倭寇闹事,我们还要去守烽火台,比如嘉靖年间倭寇犯浙江,我们杭州卫被抽调了三百人,跟着戚将军打仗,这就包括隔壁船的李大牛,我没去成,因为我那趟正在船上。后来倭寇的脑袋在北新关外堆成了小山,称为“封鲸观”,这里面就有大牛的一份功劳,于是回来后被提拔为旗甲,这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上升通道。我们这些人,战时是兵,闲时是农夫,船上才是水手。三个身份,一份工钱。

我住在武林门内西侧的卫所营房,一间土墙草屋,巴掌大,月枝带着三个娃挤在里面,灶台连着床铺,虽然破旧,但却是我的温暖小家。最小的北望还不会走路,月枝要一边做饭一边看孩子;二儿子有福正是天真可爱的年纪,我在家的时候,就劈柴、担水、补渔网,有时没菜了,就带着他在运河里捞点鱼虾,当然,他是在岸上看我;大儿子省力八岁了,能背宋苏学士的词,我和月枝商量,想送他去卫学读书,卫学不收学费,但书本纸笔要钱,要是他读书出息,将来能考个功名就好了,这辈子我用了太多力气,期望他省点力。

我叫张大力,三十岁的我,已经在大运河上跑了十二年,少说也走了好几万里路,我的肩膀被纤绳勒出两道深沟,膝盖一到阴天就疼,那是扛大包落下的病。我们隔了五百年,工种不同,但有一件事是一样的:我们都在为了家人、为了生存,日复一日地奔波,停不下来,我们建设这个世界,却鲜有时间去享受生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伟大或许不是高高在上之人的专有词汇,而是属于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劳动者,在五一劳工节到来之际,朋友,好好歇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