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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兴才

五代乱世，钱镠在稳定了对两浙（大致为今苏南与浙江）的统治后，开始在杭州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彼时的杭州地势，很像飘在海边的一条半岛，中心是隋唐时期排水成路的城内三条沙河，以及与中原相通的城外大运河，东面则深受钱塘江潮水之患。

钱镠对内扩罗城、修子城、建水陆城门，对外深筑地基成捍海塘。这些工程紧锣密鼓，似乎看不到终期，也没有假期，把打工人彻底弄焦虑了。

钱王射潮图

于是一天晚上，有人在他办公的府衙门上写下了这种心情：“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钱镠看到后，没有愤怒，更没下令严查，而是让秘书稍作修改：“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很快，大家就不再抱怨了。

士卒的抱怨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字面上的太辛苦，没完没了；二是“才”音同“财”，是说大家不光身体被消耗，口袋也空空了——那大王你图个啥？

面对这个疑问，不识字的钱镠回答得却相当有水平：城市建设好了，大家的衣食住行才更有保障。换言之，我不是好大喜功，我是为了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这件事最早出自与钱镠同时代的文人笔记《云仙杂记》，可信度较高。从中至少可以看到三点信息：

一是最基层的士卒敢于吐槽最高统治者，且近乎当面输出，说明钱镠是讲道理的，哪怕对隐入尘烟的底层，也没有一丝权力的傲慢；二是当时虽没有监控，但对统治者大不敬是实打实的重罪，换成别的君王，定向排查、严刑拷打，揪出“刁民”未必是难事，钱镠却不追究，只打笔仗，这位乱世豪杰对内显得相当宽仁；三是和老百姓聊家常，不是宏大叙事，不是俯视教化，说明在钱镠眼中，民众的事情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运河等基建系统的运转，最后还是要落到百姓的日常衣食住行上。

钱王祠钱镠像

在有几个兵就要称王称霸、逐鹿中原的唐末五代乱世，吴越钱氏三代五位君王显得难能可贵。他们的贡献不仅是日后纳土归宋、促进大一统的效率提升，更在于从不以最高尚的名义裹挟百姓，习惯性地霸占集体的荣耀，却不愿承担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责任。钱氏更像是在做有期限的职业经理人，尽己之责，把一方水土经营好、一众百姓养育好。对此，史书以四个字概括：保境安民。

吴越而后，运河南端的杭州一跃而起，成为宋仁宗笔下的“东南第一州”。

杭州蔬菜批发交易市场

勾庄，在杭州菜市场里出镜率颇高，堪称本地蔬菜品质的一块金字招牌。但在清末以前的数百年间，与其名直接挂钩的或许不是蔬菜，而是动物，它的原名，叫“狗葬”。

勾庄这个名称的出现，据现有史料看，不早于清末。杭州士绅丁丙在《三塘渔唱集》中，以韵文形式记述了宦塘（今小河）沿岸的勾庄掌故：

“勾庄曾葬秦长脚，奉口传生贾满头。”

所谓“秦长脚”，指的是秦桧，并非说他鞋子要穿大码，而是说此人极善官场钻营，服侍上级格外勤快。“贾满头”则指贾似道，彼时临安城女子竞尚假玉，故以“假”为“贾”，讽刺他施政无能，对内对外全靠骗。

这句诗引出了“狗葬”之名的第一种来历：大众认知中的南宋两大奸臣，一个葬在这里，一个生在这里，而他们已然不能被归于人类这个物种了。

第二种来历可上溯更早。相传先秦时期，徐偃王因生母身份低微，出生时被沉溺水中，幸得一义犬相救，后义犬死，故地名“狗葬”。

《良渚镇志》古勾庄街示意图

然而两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秦桧墓地在哪至今尚无定论，在近二十年城市化的跃进过程中，地处杭城近郊的勾庄也完全没有相关考古发现见于报道。先秦徐国远在千里之外的徐州一带，与杭州扯上关系，纯属移花接木。与事实相比，这两种传说更侧重于那个时代的大众情绪输出，是一种朴素道德感的表达。

近来频有网文说勾庄来自于“狗葬里”，是南宋宫廷埋葬狗的地方，并信誓旦旦说记载于南宋文献《咸淳临安志》中，笔者翻遍该书百卷未见此种说法。

清末士绅丁丙出身于杭州藏书世家，他所汇编的《武林掌故丛书》《武林往哲遗著》《武林坊巷志》堪称是旧时杭州的百科全书，而他着手编纂的有关勾庄的这一词条中，除上述两种外，并未提起其他来由。

那么狗葬之名到底来自何处？在新史料出现之前，这可能会是个悬案。

近代杭城开埠后，城市化的触手延伸至城北运河沿岸。地处近郊的狗葬，近水楼台发展起城郊农业，这时再叫“狗葬”，于商贸而言，可能就显得有些不合适了。但无论是旧名“狗葬”，还是谐音而来的“勾庄”，它们都来自大众，来自生活。

良渚勾庄玉湖公园

在杭州运河景区东岸、长板巷以北，有一条小巷叫东粮泊。这个名字透着古风吹来的水汽，有“泊”便有水，大概率与漕运有关。

宋《咸淳临安志》中，杨婆、梁婆无东西之别。明《嘉靖仁和县志》分作东、西梁婆。清《康熙仁和县志》分作东、西杨婆。清《乾隆杭州府志》称:“今改为东粮泊、西粮泊，古今之殊如此。”

这种读音的渐变，自然与此地漕运日盛、水道功能凸显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与此同时，老百姓的嘴和耳朵也在起着作用。想来在大众识字率不足5%的清代，“婆”和“泊”，发音本就相近，而一座桥下泊着运粮船，远比桥边几百年前住着什么婆更让人记得住。

书面上的追本溯源固然重要，但有时用着顺手的或许才是最好的，一线百姓不需要原教旨，他们需要的是生活直觉。

今杭州市林业水利大楼位于东粮泊巷

与东西粮泊毗邻的长板巷，其实也是一个谐音梗。相传明末时期，有蒯姓人居此，豪富，有二女，或许只有二女，宣布只招上门女婿，而且设置了一个硬性指标——长得帅，不是小帅，是顶流小生的那种帅:

“吾必得貌若六郎者而许之。后招长壻入赘，先期将巷内石板铺换一新，巷名于是乎出。”

所谓六郎，指的是女皇武则天的心头好张昌宗，时任宰相杨再思曾拍了一个有文化的马屁“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用赵本山的话，可以说是这小伙帅呆了。

可能是出于明星出门得走红毯的考虑，蒯员外把门前石板路铺换一新，于是长坦巷就变成了长板巷。

拱宸桥 摄影/余文华

运河南端的杭州市拱墅区，于境内标志性建筑物拱宸桥与历史上商贸繁荣的湖墅，各取一字而命名。但或许这是历史中的一个有趣的误会，按照上述拼接式的命名方式，拱墅本来的名字可能是“拱市”。

宋《咸淳临安志》载湖州市“去钱塘县五里”差不多就是今日湖墅一带，而无湖墅的记载。

《宋史》《元史》纪元将巴延进军临安城驻扎于湖州市。且宋元时代，官方记载外的文人作品中，如《剑南集》《梦粱录》《客杭日记》，俱作湖州市，陆游有《送客至湖州市》诗，汪元量有感宋事《湖州歌》九十八首，亦以此为题。

在明代以前，此地称作湖州市大概是无疑的。南宋来自湖州安吉、德清的商人因临近之便，多于此周转，此地遂成为了湖州货物的集散地，故名。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明清时代，钱塘江滨的徽商登岸之所被称为徽州塘；今日嘉兴城区北向苏州的江南运河段称为苏州塘，南向杭州的江南运河称为杭州塘，都是以运河他处对运河此处的一种命名，主打一个简明实用。

《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局部

那为何明代之后反而搞乱了呢？这大概与元末张士诚主持修浚下塘河有关。

旧时杭城向北沟通主要依靠三条运河:上塘河秦代开凿，隋炀帝构建的大运河体系即以之为组成部分；宦塘河于南宋时期开凿，是城北沟通的planB；下塘河原为自然河道，水流不稳且盗贼颇多，至张氏疏浚后成为宽度近百米的大河，是上塘河的一倍，且地势居于城内最低，不易缺水，而小桥流水的宦塘在其衬托下，至清末后遂被居民习称为小河，延续至今。

在通航状况不太好的宋代，下塘还是陆游笔下的“小巷萧条处”，而在漕运主干道转为下塘后，逐渐成为“今湖州市之大，几周二十里”的庞然大物，原来只有临近的湖州安吉、德清诸县走的一条捷径（主流走的则是上塘河官河与奉口河宦河），在明清时代涌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员与物流，湖州一地的客商变得不那么独领风骚了。

于是时人基于现实情况，觉得湖州市好像说不太通，将湖州的湖替换成了西湖、西溪湿地的湖，并将墅理解为帝王居住的行宫，或是稠密的居民定居点，“湖墅”之称就这样出现了，二者在杭州话中的读音可能差不多，但意思完全变了。

《湖墅小志》石印本书影

[清]释巨海《钱唐游览志》：“湖墅在城之北。自武林门至北新关，凡十里许，吴越庄建国，南宋都此，皆以西湖为游䜩之所。湖中多筑离宫别馆，臣下乃作别墅于湖之北，故名湖墅。”

[清]高鹏年《湖墅小志》：“湖墅之名，相传已久。其地脉由武林山盘旋而下，直抵石塔儿头，至湖墅，忽开出一平阳局面，烟火万家，县亘不断。意者贴近西湖，所以名称湖墅也。”

苏轼说杭州“本江海故地”。从大海中争来的土地，多为沙质土壤，透气性好，不易板结，但保水保肥能力差，种水稻是勉强了些，种药材、棉花、西瓜这类却再合适不过。

南宋以来，杭城以东便成了“东门菜”的城郊农业基地。艮山门外有处叫月塘的地方，便是沙土积成，宋代有位周姓人家善种瓜，人称“周家瓜”，市面上争相抢购。

但此瓜可能并不是作为水果的西瓜，而是作为蔬菜的冬瓜。清代僧人释篆玉有《笕桥道中》诗：“冬瓜税罢路萧萧，黄鹤峰青是笕桥。最爱此中无俗听，酒歌时复杂村谣。”但也有可能是他看错了，毕竟喝酒会让人眩晕。

笕桥老街旁的茧桥

而再往东的茧桥，得名于沙质土壤上另一种更重要的物产——生丝。沙土固然种不了上好的水田，却宜桑。桑叶喂蚕，蚕吐丝成茧，茧缫而生丝，这条产业链在茧桥一带至少在南宋时就已成型，地名也被郑重写入地情账目。到了明清，杭城东北的艮山门内是杭州织造的生产基地，织机声日夜不歇，而艮山门外的茧桥一带，便是原材料的产地，一筐筐蚕茧从这里运进城，织成了杭州丝绸行销天下的盛况。

丝织是女性密集的行业，养蚕、缫丝、络丝、织造，每一环都离不开女人的手。于是茧桥周边，建起了多处尼姑庵，为这些离乡入城的女性提供精神抚慰与肉身依托。

《咸淳临安志》载“地藏尼寺，嘉泰二年建”，《康熙仁和县志》载“地藏院，在廉德乡，宋嘉泰间建，后毁于兵火，明崇祯十五年僧意海重建”，《艮山杂志》载“初本尼寺，今仍尼居之”。

一座尼寺，几毁几建，却始终是尼众的居所，可见此地女性群体之稳定，丝织业根基之深厚。

笕桥十八样（药材）

有趣的是，从宋《咸淳临安志》到明《成化杭州府志》，此地均写作“茧桥”，到了明《嘉靖仁和县志》之后，“笕桥”才出现。

笕，是一种简易的水工设施，引水之竹木管道，架于田间或溪上。

但清中期的杭州士绅翟灏在实地考察后，也生出了疑问——这地方左右实则并无笕。茧与笕，繁体字形“繭”与“筧”相差甚远，大概率是后世修志时，抄录前志，音同致误。

一个因桑蚕而生的地名，就这样在水工的误会里走了几百年，倒也像它的土壤一样，善于容纳各种错位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