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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站在拱宸桥上四望，运河两岸均是踏实的陆地，街巷纵横，楼宇林立。而在先秦时期，包括拱墅所在的今杭州市主城区一带多为浅海、滩涂与江道，即苏轼所言“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拱墅境内成陆区域，大约只有东北部的半山一带，当时是近岸的岛屿。与之处境类似的，还有今拱墅西境紧邻的宝石山，同样兀立于海潮之中。拱墅的生长，便是从宝石山这座海岛的东岸开始的。

始皇帝南巡为拱墅乃至杭州带来了第一条运河：陵水道，即今上塘河前身，史载皇帝陛下途经半山脚下的诏息湖（遗址为今拱墅区石桥街道桃花漾水域），然后到达宝石山缆石停驻。陵即陆，陵水道意为水陆并行的通道，水道挖出的淤泥堆积在岸边，平整后又可作为马路使用，一举两得。可是放在当时那种地理条件下：始皇帝“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史记·秦始皇本纪》）陵水道沿着半山脚下的滩涂之地蜿蜒而行，这种河道边的陵恐怕还有保护其不受江海风波侵蚀的用意。这种水岸边修运河的情况并不罕有，在今非洲东南部岛国马达加斯加东海岸，就有一条700多公里长的与海岸线平行的潘加兰运河，为规避印度洋风浪而建。

大型江河下游往往会因泥沙堆积而形成大片新生陆地，恒河三角洲、尼罗河三角洲莫不如此，钱塘江也不例外。区别在于，拱墅乃至古代杭城的成陆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离不开当地官民的大加干预，始皇帝始凿运河后，自汉至唐，杭州向大海推进了数百平方公里，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东汉年间，钱塘县胥吏华信在今日西湖东缘修筑海塘，这个位置大致就是当时的江海交界线；数十年后，余杭县令陈浑在今杭州城西的苕溪流域修筑西险大塘。表面看去，一在东，一在西，一个挡咸潮，一个御山洪，各管各的。但若结合今杭州市区一带自汉代以来快速成陆的历史事实，这两位地方官吏的举动，恐怕不是各自为战的孤立工程，而更像是一套为长远目标服务的组合动作，他们要的不只是抵御水患，而是主动向江海索要生存空间。其结果，是宝石山东麓滩涂渐次淤高，海潮退却，人居土地则持续向东延展。秦代设置在灵隐山麓的钱塘县治，终于踏实落脚在这片新生的平坦土地上，从此再未搬回山上。从山麓到平地，这一步跨越，不只是行政驻地的位移，更意味着一种生存策略的转变——从被动依附山势，转向主动经营平原。此后，走出大山的人们便以此为新基点，让生活区域逐渐向东蔓延开来。

至隋代，权臣杨素重新规划了这片土地，将宝石山东相对成熟的今武林商圈一带的钱塘县城，与新建在吴山南面的临江军事据点用城墙打包为一座城市，并命名为杭州，自中原都城洛阳而来的大运河直抵杭城，通过穿城而过清湖河（即浣纱河，今已填为浣纱路）与钱塘江相沟通。河与江的贯通，连同州的行政赋名与内容充实，意味着杭州从此不再是偏处东南一隅的边缘角色，而是被纳入了帝国的主动脉，也为人们继续向水要地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唐代，杭州刺史崔彦曾开凿三条沙河，以疏导排水的方式，将大片滩涂快速转化为可用土地。五代，吴越钱氏三修杭城，王城、罗城、夹城次第展开，城市规模北达米市巷，南抵六和塔，南北长而东西窄的后世腰鼓城的格局自此奠定。

▲吴越国夹城

▲京杭大运河（拱墅段）

但在城市化远未展开的古代，一道城墙将这片土地划出了两个世界。原下城核心的武林商圈，历代居于城墙之内，属杭城北郭；而原拱墅的核心，即从拱宸桥南抵武林门的沿河狭长地带，人称“十里湖墅”（“十里银湖墅”为近年文旅提法，不早于2000年代，下同），始终在城墙以外，是介于城与乡之间，作为市、镇的北郊状态。只是，别急着把“城外”理解为边缘，在当时的城市设计者眼中，这十里湖墅恐怕从来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郊野，而是与城墙内的北郭互为表里的一体结构。

雍正年间，署有浙江巡抚李卫之名的《重建拱宸桥碑记》写道：“横跨大河，地形水势，关系会城。术家咸谓，杭乃离龙入首，而坎水直泻，不能成既济之功，借兹关锁以制祝融。”按照古代城建所遵从的堪舆之说，杭州城的风水格局属南方离火，北方坎水。而大运河一路向北直泻无阻，则水不制火，城中易生火患。拱宸桥横锁河口，恰好将直泻之水挽住，水火既济，城乃得安。不仅如此，在传统的风水观念中，“水”即是“财”，运河是流动的财路，而武林门，正是这条财路叩开杭州城墙的入口。南北物产在此处船运车载，分流入城，武林门外有鱼市、米市，武林门内有粮仓、酒库、草料场，内外接驳，日夜不歇。

▲武林门老照片

▲拱宸桥

这种城与市的咬合结构，到了南宋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彼时临安城与城内南北向运河平行的主干道御街，南段是王公贵族的居所，珠玉香药铺林立，是奢侈品消费的核心区；中段接入东郊农副产品基地，是庶民日用的集散地；而北段，紧邻大运河，大批南北货物在此吞吐，又有规模浩大的“北瓦”，其容纳杂剧、说书、相扑、影戏、唱等娱乐形式，与各地物资一同构成了堪称是那个时代的大型商业综合体。这种格局，与后来武林门内外的分工如出一辙：内城提供秩序与消费，外城负责物流与集散，而两者的交集地带，自然成为一座城市最为鲜活的市井中心。“十里湖墅”的时尚底色，从来不在精致，而在融合中长出的生机。

南宋时期，杭州的丝织业已颇负盛名：“杭州所处，天下为冠”。到了明清，杭城东北的艮山门一带成为了杭州的丝织业中心，“艮山门外丝篮儿”的俗谚，说的便是城外的丝户拎着竹篮沿街向城内的织户兜售生丝的情景。

▲手工作坊家收获的蚕丝

▲1929年福华丝绸厂

▲江墅铁路线路图

几乎与此同时，《笑林报》、日商《杭报》、《浙江日报》、《觉民报》先后在拱宸桥一带创立。其中，1897年11月26日创办的《杭报》，由国人借日商名义刊行，是杭州最早的综合性日报。自主办报，意味着一种新的公共生活开始出现：人们不再只通过官府告示或街谈巷议来了解世界，而是定期地、公开地读到来自外部的消息和主张，一张报纸，把城墙内外、大江南北的时局拉到了同一条街面上。观念一旦松动，日常生活的边界便开始移位，新式戏院“阳春外国茶园”在拱宸桥开业，打破“男女之大防”，允许女性进园看戏，并公开登台演出。1910年，拱宸桥小学的前身拱北学堂以拱宸桥东岸的一所庙宇为办学场所，分班、设级、分科传授新学，批量化培养社会转型期所需要的人才。

如果说近代拱宸桥的“时尚”是在历史的激流中破土，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武林广场一带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这片水生土地出新、敢为的惯性。六七十年代，这里新落成了苏式建筑“红太阳展览馆”（今浙江展览馆），全省人民来广场看展览、参加活动，最后在“红太阳”下拍张合影，大概是那个年代颇为体面的时尚仪式。到了八十年代，展览馆开始办各种展销会，成了杭州人看世界的窗口，虽说那时候谈不上什么购物体验，但柜台前依旧挤满了眼睛发亮的人，可以说，展览馆卖什么，杭州大街小巷就流行什么。

▲如今的武林广场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