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关键文脉，以城市文化标识助 推城市博物沉浸，凸显博物城市的核心文化载体，是塑造国际文化引力的关键。

▲香积古埠 摄影/孙加英

京杭大运河是同时伴以旅游绿道及文化遗产廊道建设的综合性流动文化体验空间。其中，杭州段（综保部分）北起塘栖，南至三堡，长约39公里，从杭州南向萧山衙前结点到杭州北向临平塘栖结点，整体构建与贯通依托绿色点、线、面的空间铺陈与叠加而贯穿杭州城市南北。

“City As Museum”是在城市设计视域下阐释关于城市与文化载体之间的关系的当代课题，其将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博物馆，加强了城市文化的覆盖面，更为城乡居民解析城市、保护城市和体验城市提供了新视角。作为杭州的国际城市标识之一，如何以城市整体视角赋能运河沉浸式文化体验是杭州走向国际文化之城的关键，亟待全面探索。

▲拱宸桥 摄影/蜜丝金

建设内涵逐步扩大。国际普遍将文化遗产廊道的保护与开发归属于国家公园体系之中(如美国)，常常强调景观、通路、结点对线性廊道建设的作用，重点在于保护原生自然环境，越来越注重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价值的平衡能力。国内对应的历史文化遗产廊道的概念提出常与绿道概念相融合，内涵也伴随实践增多而不断扩大，强调对廊道沿线和辐射区内特有的文化遗址、历史古迹、自然景观的综合开发与保护(如新安江黄山段水文化遗产廊道)，常作为一种服务于新型休闲方式的生态基础设施进行建设，要求在遗产保护、休闲体验和非机动车出行等方面配套，且把文化价值和生态意义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建设规范日趋完善。自19世纪中叶以来，文化遗产廊道的保护与开发就逐渐成为世界话题。从1931年通过的《雅典宪章》，到1964年《威尼斯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和《华盛顿宪章》等文件的制定，再到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文化遗产廊道的保护概念已由单体文物的保护扩展到了历史地段的范围，再发展至历史文化名城的系统性保护要求，其整体性规范日趋完善。我国对遗产廊道的系统性建设与规范相对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颁布后经多次修订(如2002年、2013年)，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但未直接提及“遗产廊道”概念。2000年后国内相关政策规范逐步增多，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内遗产廊道建设经验日益增多，地方规划管理日趋完善。如2021年发布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通过黄河文化遗产廊道的建设，加强地方水域线性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开发。

建设路径日趋多样。文化廊道的建设以线性文化为核心，常常突破地方行政区域的限制，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国际态势。如英国线性历史步道与法国“大巴黎公约”，通过整合分散遗产点形成线性网络，突破行政限制并促进了文化资源整合。而作为早期遗产廊道实践代表，美国黑石河峡谷遗产廊道的保护模式则强调区域化管理与经济及生态协同，也成为当下国际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国内跨域多元建设路径也在尝试创新，如川陕三国文化廊道通过整合三国资源，提出跨区域合作机制，推动文化IP与旅游深度融合；而由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四省联合建设的南方土楼文化遗产廊道，通过“环南瑶文化之旅”等线路串联分散的土楼群落，突破行政边界以形成完整保护框架，解决区域协作难题；更有河南“大遗址走廊”，通过“绿色通道+区域保护”模式，开展本土化路径创新。

▲美国黑峡谷国家公园 摄影/阿若

政策与规划基础完整，管理与协调困境难破除。2014年申遗成功后，杭州确定了杭州市运河综保委，全面负责大运河遗产保护在组织指导和协调监督方面的工作，同时下设有杭州市运河综保中心作为专职保护机构，承担运河日常运维和文化公园建设工作，如保护传承、监测研究、体验展示等，构建起了“法律法规—保护规划—标准规范”的三级政策框架体系。2017年5月，《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落地施行，成为27个运河沿线遗产城市中首个出台的地方性运河遗产保护条例；2019年1月，《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2017-2030)》获批，为杭州大运河保护管理提供了重要法律依循；随后启动的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标准化工作，相继出台有关遗产监测、遗产档案等市级规范标准。当前，杭州运河综保委通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与运河集团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区联动、统一领导、坚持标准，市场运作、自求平衡”的管理模式，但实践过程中仍需通过进一步政企分离及建立跨部门协调管理来优化跨域统筹。

文化与生态基础雄厚，空间转化与链接压力大。大运河(杭州段)横跨七个行政区，全长约110公里，总计遗产区为7.73平方公里，缓冲区占地24.47平方公里。2019年5月，杭州发布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开发进行了全面的解构，依据《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和《浙江通志·运河专志》所记，目前大运河(杭州段)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的点(段)共计11处，分别为拱宸桥、广济桥、富义仓、凤山水城门遗址、桥西历史文化街区、西兴过塘行码头等6个遗产点，以及杭州塘、上塘河、杭州中河、龙山河、西兴运河等5段河道，列人世遗的点(段)数量在全国前列。自20世纪90年代起，杭州市政府便开展大规模运河整治，21世纪初则通过运河沿岸历史风貌保护，疏通了大兜路、桥西等历史街区范围，并逐步深化了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工程。而伴随着运河工业污染整治诉求及“退二进三”产业结构变迁，沿岸工业区可开发空间及廊道链接结点优化仍然面临空间转化及链接再生需求。

流量与商圈基础较好，同质化与商业化挑战多。运河商圈通过“运河明珠”计划推动了杭州运河文化遗产廊道的建设，更成为文商旅体全面融合的重要载体。据统计，"拱宸400”商圈2024年国庆期间营业额达5037.65万元，同比增长1238%。目前，运河商圈年游客量超5000万人次，培育了包括运河映巷、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等省级高品质步行街，引入超50家全国首店，商圈商业活力日渐增强。但与此同时，运河商圈旅游产品存在同质化严重、商业气息过浓的问题。例如，运河沿线部分景区沿用“警花、披肩”等同质化、非地方性的流量商品，且部分项目过度依赖短期网红流量，总体缺乏地域特色，导致热度消退后吸引力下降。

▲运河畔最美扶梯 摄影/徐晖

促进生态绿链与文化彩链的空间共创。一方面，全面规划梳理沿大运河及周边水系(如上塘河、西塘河)。一要贯彻绿色生态廊桥理念，强化滨水岸线绿化与生态连通，提升景观风貌与公共步行可达性；二要深化生态修复、公共空间贯通工程，打造运河观鸟结点及驿站，优化运河滨水绿色体验空间；三要统筹运河两岸，打造连续滨水文化带，突出江南水乡慢游特色。另一方面，完善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一要采用分类保护、活态传承等创新理念，保留运河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如开展系列全书编纂与影视作品创新、非遗活态传承体验等，二要统筹推进构建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展示带与特色生态走廊，形成生态绿链与文化彩链的全面布局；三要强化数字化、差异化保护，针对物质(古桥、码头)、制度(漕运管理)、精神(运河民俗)三类水文化遗产，开展差异化保护，如数字化复原、结点复原和人文故事宣讲等。

▲大运河畔的香积寺东塔 摄影/吴汝华

跨域打通可行、可渡、可游的全域网。一要系统性规划遗产廊道，针对断头路段、行车空间、步行空间等路段进行全面贯通，开发跨域、跨区、跨市的渡头水运网络，构建分级分区渡头结点，形成多维可行的运河通达网络；二要强化水上旅游线路、主题研学项目，结合运河生态艺术岛等新地标，打造“世界级水上旅游产品”，提升国际影响力；三要通过“节点—廊道—基质”结构塑造遗产廊道，将分散的文化资源串联为系统性整体，通过线性文化遗产廊道，整合沿线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资源，形成“保护—展示—体验”一体化体验网络。

活化街巷博物业态与运河生活化场景。一要构建多层级展示体系。围绕京杭大运河博物院、运河文化广场等核心场馆建设，梳理工业遗址(如杭钢遗址)、水文化展示点等结点，构建“博物馆群+场景化体验”的展示网络。二要增强原住场景化构建。在小河直街、大兜路等历史街区，采用“保护原住民+业态植入”模式，既改善居住环境，又保留生活场景的真实性，形成可感知的“活态博物馆”，并依托跨域开展运河生活品牌活动，强化运河文化叙事，提升公众参与度。三要加强统筹运营与社会参与。强化市级层面全面统筹链接，整合杭州段及其上下游链城市的文旅、城建等部门资源，加大引人社会力量参与运营(如艺术科技企业、文创公益主体等)，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城市合作发展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