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墅小志》刊行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非经非史，仅是文人笔记性质的个人杂述，全书也只有四卷，但该书的出镜率却颇高，是研究今日杭州市、拱墅区历史掌故的基础性文献资料。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相关读物多为文字片段征引的二次三次加工，对该书及其作者高鹏年的系统性研究及论述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试探究之。

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进入了政府机构，官员和读书人的界限变得日趋模糊，非要区分的话，官员是在庙堂之高的读书人，一旦官员辞官归隐，寄意于山林间，那么其“士”的本色就会回复，这在《湖墅小志》中多有表彰，他们将士人的价值取向作为为官生涯的指导，追求人格的至善至美和自我实现。

嘉靖戊午科举人许三省，以御史身份巡盐两淮时，府库中之“羡余”多达数万金，而许氏不为所动，后因得罪上司，被贬夔州，旋即又为当地百姓扫除猛虎之患，百姓建“伏虎亭”以作纪念，再后因事牵连被罢，于是“修养林泉中，不问天下事矣”，身着便服，和父老乡亲打成一片，自得其乐，以至于见到他的人“不知其曾官二千石也”。为官时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公，堪称良吏，归田后超脱放达，不留恋富贵，亦可称作高士。

高鹏年记述的这类人物，往往“金句频出”，常有发人深省之语。如家居湖墅信义巷的陆水，其为官之时不积累钱财，有人问之，则回复道：“我为清白吏耳，所谓‘子孙贤则损其志，子孙不贤则益其过者’，生平熟思之矣。”，陆氏要留下的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财富，而是一座道德的高山。又如蒋昌期是一个“孤冷寡言笑”之人，有诗句云“二十有子子不迟，三十有亲亲已老”，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微妙情愫，看似外表冷漠不近人情，实际上却对生活真切地热爱,对人事看得极透彻。

▲湖墅信义坊

对止于至善的追求是严肃而漫长的，所谓“吾日三省其身”，一个有道德的人，需要时刻反思自我，节制欲望。高氏的好友，状元钟骏声早岁读书时，选择了湖中的一处园落，“朝夕研磨”，果见成效，当年就考中了秀才，这种自律的习惯在其平时生活中亦有体现：“生平交友以信，好饮不及乱”，一个人真正的品行，往往见于其面对喜欢的事物时如何表现，钟氏喜欢喝酒，却又喝得有节制，不至于饮酒误事，酒后失态，这是难能可贵的。

无论是致仕归乡，还是终身未仕，身处江湖之远的高士们偏爱于耕耘杏坛、提点后学这件事，同为湖墅状元的金甡，其以病乞归后，执掌万松书院，学生来请教他时，“不冠不见”，自云：“吾教之以礼也”，金氏不仅仅是教授圣贤文章，更是从日常的生活、外在的行为中贯彻圣贤之道，以期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在传统道德理想化的建构下，官员与士人的两个身份，运用了同一套道德标准，他们或为官，或为士，更多的人则是亦官亦士，在草野为高士，在庙堂为良吏，在动态的平衡中维系时代，实现自我。

在传统社会推己及人、由家及国的等差秩序之下，个人成为了道德逻辑的起点，而稳定的家庭则是这个礼之社会的基础因素，一个合乎教化的子民，必定是在家尽孝，于国尽忠，一个为人推重的女性，必定要将个人命运融入到整个家族命运之中，由是，孝道和守节便成为了鲁迅笔下“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传统社会中天然合理的存在，并在那个时代大放光彩。

今天我们也在讲求孝道，不过古人之“孝”并不等同于今人之“孝”，《湖墅小志》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掌故： 万历年间，湖墅一李姓人家有两个儿子，中华与中楫，一日两人外出读书，家中却意外失火，两人急忙回家，于火中寻觅父亲而不得，便与父亲一同死去。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实属是愚孝，但在当时却被列为楷模，“特为请旌于朝，诏旌其里，曰：‘双孝子之门’”。

传统社会是一个尊卑有序的等差范式，父是一家之主，如同茶壶为茶杯所环绕，居于中心位置，故推而广之，君是全天下的父亲，是天下之主，天下人都围绕在他身旁，如众星拱月，此即所谓“君父”之说，如果违背了这个逻辑，那就是“无君无父”。由此观之，儿子殉父亲，殉的是这个道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高氏之书所秉持的古人的逻辑。

▲皖南江村，费孝通《乡土中国》田野考察地

如果说生命都可以殉道的话，那么对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子女来说，曲尽孝道，甚至“割股疗亲”都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有的时候，这种“生孝”比“死孝”更为难得：高氏里人徐德延，“生父仑早世，奉母孙极色养之欢，朝夕不离”，这里的“色养之欢”值得注意，子夏曾问孔子什么是孝道，子曰：“色难”，让父母衣食无忧，这只是物质层面的孝，如何让父母保持愉悦的心情、健康的心态，这是很难的，徐氏之孝，可谓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天上有日月，在一个家庭里面有父亲和母亲，当女子来到夫家之后，原来家族的印记,被一个“某氏”的字眼代替，她自动归位于这个新的等差秩序之中，如同太阳和月亮早晚交替运转，她是这种完美范式中的一环，不可或缺。这种情况下，秩序是重要的，它维系着家庭的运转，延续着家族的生命，如若女子改嫁，那就成了“天崩地裂”的事情。

于是，我们看到了《湖墅小志》中众多夫死守节的旧时女性，他们无一例外，都被“请旌如例”，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道德楷模。高氏之母金氏，28岁守寡，带着高鹏年及其妹妹两个年幼的孩子，“赖十指养活”，含辛茹苦28载，最后客死于绍兴；其曾祖母叶氏，年未二十而寡，只有一个遗腹女，后从族中过继一子高醇，视如己出，并终身守节；甚至有些女子并未归去夫家，也要守节，孙氏为金福堂的聘室，而福堂亡时，孙氏只有十七岁，尚在闺阁之中，听闻此事之后“哭泣告母曰：‘儿虽未嫁，亦未亡人耳’”，两年后孙氏亦卒，金家将其迎至祠堂，视为族中之人加以祭奠。

高鹏年所处的年代，传统的力量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等差秩序完善而臻熟，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一种思维方式，家庭中以“父”为中心，天下子民以“君”为依托，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等差秩序便是“士农工商”。士人居于“四民之首”，读书做官，以天下为己任，是天下子民的表率，他们的处世态度、审美趣味、生活习性都为世人所仿效。由此出现了一种身份上不是士人，而在思想和行为上自觉向士人靠近的人群，这在《湖墅小志》中多有所载，因为士人以文士为主，我们不妨称之为“类文人”。

如僧人青雨，道光初年为香积寺的方丈，平日里“精禅理，善书法，尤工于诗”，湖墅之地的很多士人，如高鹏年的祖父辈皆与之交往，挥毫泼墨、推敲字句，如此做派，更像是一个穿了僧袍的士人。

▲香积寺

再如布衣之身的莫老人，“布衣草履黄发皤然”，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以会计之业为生，虽“不甚工”，但“主者感其成，周给衣食”，生活得以维持。平日遇到小孩就和他们讲忠孝节义的道理，自觉担负了士人教化百姓的职责。此外，他还有一个“千文虎”的爱好，不知其详，但从“射中者酬以寸笺卮酒”来看，想来是一件风雅之事，而为了这种名士风范，老人“昨就其妇拔簪投质库”，读之，不禁令人五味陈杂。

尾声

光绪二十二年（1896），《湖墅小志》石印告成，刊行于世，于此同时，湖墅之地的拱宸桥一带则开启了杭州工业化的先河，丁丙参与创办的世经缫丝厂已经建成投产，是为当时最大的民族缫丝企业，此外，通益公纱厂也在筹备之中，次年建成后，雇佣工人多达数千，一时拱宸桥一带“晚来水面看灯影，电掣金蛇一万条”，风气大变。

▲通益公纱厂旧址

工业文明是一整套的生存状态，带来了从事物到身体再到头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年之后，科举制度正式废除，高鹏年在《湖墅小志》中津津乐道的科场佳话，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人气；为了便于车辆通行，拱宸桥上筑成了柏油马路，民间禁忌与风水之说都让位给了现实需求，时代将生活与《湖墅小志》中所描绘的面貌越拉越远，是书遂成为了观察湖墅过往的一个珍贵窗口，那落在桥上斑驳的雨滴，不知曾映衬着多少仕子沉醉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