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作为世界上现存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于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价值。然而，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运河一度面临水体污染、生态退化、文化遗存受损等多重挑战，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成为亟待破解的国家级治理课题。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进一步强调生态廊道建设的重要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华民族的流动文脉，大运河生态廊道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山国家森林公园 摄影/吴永盛

2005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下文简称“两山”理念)，经过二十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该理念强调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为破解大运河“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本文以“两山”理念为理论基石，构建“生产一生活一生态”三生融合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这一典型样本的剖析，并与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旨在探究推动大运河生态廊道高质量建设的可行路径，为大运河全流域乃至全球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大运河杭钢公园的烟囱 摄影/吴永盛

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流动文脉。在“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之际，探讨其如何引领大运河生态廊道的高质量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两山”理念为指导，构建了“生产一生活一生态”三生融合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杭州市拱墅区在大运河生态廊道建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国际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揭示其独特模式与全球价值，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生态廊道高质量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两山”理念不仅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更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为大运河生态廊道建设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其指导意义体现在价值重塑、路径指引和理念构建三个层面。

▲游客在运河边喝茶聚会 摄影/江玥

价值重塑

从单一功能到复合价值。在传统观念中，运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航运、水利等单一的物理功能上。进入现代社会，其运输功能虽已减弱，但其承载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日益凸显。“两山”理念首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尺度，即“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对于运河而言，清澈的水体、健康的滨水生态系统、连续的绿色空间，不仅是城市稀缺的自然资本，更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增强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它促使我们将运河廊道的价值认知从单一的、工具性的经济功能，转向生态、社会、文化、经济复合的综合价值。这意味着，生态修复不再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创造新价值的投资；文化遗产不再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可以活化利用、赋能未来的核心资产。

路径指引

构建“两山”转化通道。如果说价值重塑是“怎么看”的问题，“两山”理念更重要的贡献在于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它明确指出了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对于大运河生态廊道而言，这种转化通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通过生态环境的改善，提升滨水土地价值、创造高品质的康养、休闲、旅游产品。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体系，将运河的水质净化、气候调节、文化服务等功能进行量化评估，探索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市场化手段，实现生态价值的经济化。

二是文化资源经济转化路径。将运河沿线的工业遗存、历史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内容、体验式旅游等新业态，并通过提升滨河公共空间品质，形成“日常性、近距离、多频次”的消费空间，将深厚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资本，并反哺文化遗产保护。

三是绿色发展引领产业升级路径。高品质的生态廊道能够形成强大的“引力场”，吸引高端人才、创新资本和绿色产业集聚。运河不再仅仅是城市的一条景观带，而是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创造就业空间、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

理念构建

“三生融合”系统观。“两山”理念是系统观念的生动体现，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自然要素间关联性和动态平衡性。此外，“两山”理念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其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这一思想应用于大运河生态廊道建设，要求摒弃过去“就水治水”的碎片化思维，将运河生态廊道建设、城市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视作一个整体考虑，树立“生产一生活一生态”三位一体的“三生融合”系统观。

首先，生态空间是基底。生态空间是运河廊道的基础性空间，强调水环境治理、岸线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不仅包括水质改善、湿地恢复等传统生态工程，还包括海绵城市、韧性景观等新型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空间的营造是廊道建设的根本前提，是“绿水青山”的本体。绿色的生态基底为高品质的生活和可持续的生产提供基础保障。

其次，生活空间是目的。生态廊道的建设最终是为了人民，生活空间强调运河生态廊道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功能，通过建设滨水绿道、休闲广场、文化体育设施等公共空间，将运河打造成市民可达、可享、可游的“城市客厅”，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注重保护和营造运河沿线的社区生活场景，维护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的“绅士化”问题。

最后，生产空间是动力。在良好的生态和生活环境基础上，发展与环境相协调、能体现文化特质的绿色产业和创新产业，如文化创意、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生态旅游等新兴业态，以及传统产业的生态化改造。这些产业的发展为运河生态廊道的长效管护和持续升级提供了经济动力，是“金山银山”的具象化体现。

▲活色生香的武林夜市 摄影/江玥

综上，“三生融合”系统观的精髓在于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关系：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人才集聚、提升生活品质;高品质的生活场景又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和创新活力，促进产业升级;创新产业的发展又能反过来为生态的保护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提供经济支撑和技术支持。这一正向循环机制，正是“两山”理念落实在大运河生态廊道建设中的核心逻辑。

杭州市拱墅区位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坐拥大运河杭州段最精华的12公里岸线，分布着拱宸桥、桥西历史街区、富义仓三处世界文化遗产点。近年来，拱墅区以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最美段落”为目标，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文化传承、产业转型、城市更新，探索出一条具有拱墅特色的“三生融合”发展路径。

遗址活化

大运河杭钢公园的“三生”场景再造。大运河杭钢公园是在原杭州钢铁厂旧址上建设的生态公园，占地约300公顷。对于杭钢搬迁留下的这片广阔的“工业锈带”，拱墅区政府没有选择简单的推倒重建而是将其视为记录城市记忆的宝贵财富，遵循“保护工业遗存、修复生态环境、植人文化功能”的理念进行改造。一方面，完整保留焦化车间、铁路专线等标志性工业遗存，尊重杭州山水文化，将工业遗存与生态绿植、运河文化有机结合，在工业遗存间植入园林建筑新系统。另一方面，在保护生态和历史本底的基础上，以科技创新、数字创新、智能创造为主导产业，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数智文创产业新高地和文化休闲旅游目的地，引领文化、科技消费的新风尚与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

拱墅运河财富小镇的“两山”转化实践。拱墅运河财富小镇位于拱宸桥西侧，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核心区。小镇依托大运河的区位优势，以创新金融为核心，文创产业、休闲旅游共生，通过生态环境营造、历史文化活化、产业功能植人，打造“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样板。首先，通过“五水共治”等工程，不断提升运河两岸景观，形成了水城交融的优美环境，为高端产业的集聚奠定生态基础。其次，聚焦绿色金融和文化创意等高附加值、低污染的产业，通过产业链招商、生态圈营造，成功吸引了百余家文化创意与金融服务类机构人驻，形成了独具运河特色的文化金融生态。此外，兼顾传承与创新，小镇依托拱宸桥、香积寺、小河直街等景点打造运河旅游路线，并通过建设各类特色书店、咖啡馆、手工作坊和社区活动中心等，将文化体验融入居民与游客的生活，让历史文化成为可以触摸、体验和消费的活态场景。由此可见，“绿水青山”不仅是优美的风景，更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吸引“金山银山”主动前来。

▲胜利河美食街夜经济 摄影/江玥

技术赋能

数字治理在多领域的应用。一是数字化赋能生态治理。拱墅区开发了“城市眼·云共治”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运河廊道的智慧化管理。平台整合了视频监控、水质监测、环境监测等多源数据，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实现问题自动发现、智能分派、闭环处置。例如，为了突破“人治”模式面临的巡查效率低、问题发现滞后等瓶颈，拱墅区创新推出“智慧河长”系统。河长们通过手机App即可高效巡河、上报问题、处理事件。二是数字化赋能文旅融合。为延长游客的有效停留时间，拱墅区联合百度共同打造了“运河南数字文旅平台”，系统整合了运河沿线景点信息、商圈信息、政务信息等资源，旨在为游客提供从行程规划到消费娱乐的一站式智慧体验服务，真正实现“一键游拱墅”。在此基础上，拱墅区打造了多个标志性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文化层面，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率先引人“数字驾驶舱”理念，利用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运河星谱”等一系列沉浸式展项。消费层面，武林商圈打造了与实体街区平行的虚拟互动空间。游客可以通过地标建筑的“AR寻宝”参与互动打卡等活动，实现虚实融合的消费体验升级。

▲半山国家森林公园望宸阁 摄影/方立贵

治理创新

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一是引导企业参与。拱墅区积极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运河生态廊道的开发与运营，这是实现“生产”动能可持续的关键。其中，与浙江横店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杭州运河大剧院，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代表案例。该项目是浙江省首个文化事业PP示范项目，通过参与剧院的建设和运营，推动了滨河文化事业的发展，是“金山银山”市场化转化的重要探索。二是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在落实“河长制”的基础上，拱墅区推出“民间河长”“河小二”等制度，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组建“河小二”志愿者队伍。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模式，形成了“全民治水”的良好局面。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将生态保护的责任感内化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更通过听证会、网络征询等机制，将公众的意愿融人决策过程，确保了运河生态廊道建设始终围绕人民的生活品质提升。

将拱墅区的运河生态廊道建设实践置于全球视野下，与国际上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河流治理案例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其特色与价值，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德国菜茵河：跨国流域协同治理模式。莱茵河曾是欧洲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一度被称为“欧洲的公共厕所”。其成功复兴的关键在于建立了稳定、高效的跨国流域协同治理机制。1950年，荷兰、德国、瑞士、法国和卢森堡五国共同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ntem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Protection of the Rhine，ICPR 作为核心协调机构。至关重要的是，ICPR是一个更广泛网络化治理体系，涵盖了莱茵河流域水文委员会、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等多个专业性国际组织。这些机构通过定期协商，对污染源进行联合分析，提出系统性的保护计划，并最终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明确界定各成员国在污染控制、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具体责任与义务。莱茵河的治理经验表明，对于大运河这样跨越多个省市的超长线性遗产，建立一个实体化运作、权责清晰、具备长期战略规划能力的跨区域协调机构，是实现全流域系统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前提。

加拿大里多运河:统一事权下的精细化治理模式。加拿大里多运河于2007年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其治理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由单一联邦机构主导的整体规划、长周期保护和精细化管控。运河由加拿大文化和遗产地管理的专门机构——联邦公园管理局进行统一管理，确保了政策的统一性和执行的连贯性。在该机构主导下，《里多运河管理规划》于1990年开始编制，1996年编制完成，并于2005年重新修编。规划对遗产保护、生态系统管理、游客服务设施、合作与公众参与等都进行明确规定，且根据现实情况每六年进行一次重新评估和规划调整。加拿大对里多运河廊道进行了科学的分区管控，划定核心区和缓冲区，严格限制在缓冲区内建设新建筑。里多运河治理经验的启示是，应探索建立权责统一的专业管理机构，并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覆盖长周期的保护管理规划，并进行分时、分区的精细化治理。

美国伊利运河：合作伙伴关系驱动的多元共治模式。美国伊利运河的复兴是后工业时代遗产活化的典范，其核心驱动力在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NPS)支持下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广泛的社区参与。其中，通过法案成立的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委员会(Erie Canalway NationalHeritage Corridor Commission，ECNHCC)是该管理体系的核心部门。其成员构成充分体现了跨区域、跨部门的协作原则，这种多方参与的结构，确保了决策能够兼顾各方利益。ECNHCC通过设立“伊利运河伙伴项目”等遴选合作伙伴，将联邦资金和专业技术精准地输送给沿线的博物馆、遗产地和非营利组织。此外，美国伊利运河特别注重社区赋权和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通过遗产保护塑造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目前，伊利运河已经从“政府到社区再到原住民”转变为“社区到原住民再到政府”的管理模式。

▲城河共生 摄影/吴永盛

与上述国际案例相比，拱墅区的实践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全球价值。一是“发展型”保护的创新模式。拱墅区通过产业转型、城市更新，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二是系统性治理的中国方案。拱墅区的实践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系统治理优势，即强有力的政府主导、高效的跨部门协调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三是数字技术的全场景赋能。拱墅区在生态廊道建设中对数字技术进行了深度应用，例如，数字化环境监管提升了生态治理效能，“智慧文旅”平台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数字经济的植人则丰富了生态廊道的产业形态。这种全场景、全链条的数字化赋能，为全球生态廊道的“智慧化”管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基于“两山”理念的深刻内涵，结合拱墅区的经验探索以及国际经验的启示，推动大运河全线生态廊道的高质量建设，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系统发力。

置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格局。一是全面对标国际准则，实现治理现代化。主动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权威机构的深度合作，将《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核心要求，内化为大运河保护与管理的刚性约束。通过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遗产监测、风险评估和定期报告制度，并引人国际第三方评估，向世界展示中国负责任、科学化、高透明度的遗产保护大国形象。二是积极主导国际议程，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充分利用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orldHistoricandCultural Canal Cities Cooperation，WCCO)等平台，将“两山”理念指导下的“三生融合”模式、发展型保护理念及数字治理等中国特色创新实践，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化、国际化表达。通过举办高端论坛、发布研究报告等方式，将其转化为可供全球借鉴的经验，有效彰显中国在运河生态廊道建设领域的先进理念与智慧。三是构建常态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与意大利威尼斯等世界著名运河城市建立友好关系；将大运河保护有机融入“一带一路”文旅合作框架。同时，定期举办面向全国和全球的运河生态廊道建设培训班，通过深度交流，不仅提升自身管理能力，更将大运河打造成为全球运河保护和管理的理念交流中心与实践示范基地。

▲祥符老街的诗意生活 摄影/江玥

深化区域合作治理机制。一是建立常态化的跨区域流域性协调机构。借鉴莱茵河治理经验，由中央牵头成立“大运河流域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吸纳沿线八省市及相关部委共同参与。该机构应被赋予实体化运作的职能，负责制定全流域统一的保护规划、核心管控标准，并协调跨区域的重大项目、联合执法和应急响应。二是创新数据驱动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在现有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基础上，利用遥感、物联网等技术精准监测上下游生态贡献，科学核算生态产品价值(GEP)，为生态补偿提供动态、科学的核算依据，形成更公平、高效的“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三是全流域产业协同与文旅联动。建立运河城市产业联盟，协同发展文化旅游、创意设计、数字经济等绿色产业。联合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共同开发精品线路，实现资源共享、品牌共建、客源互送。

▲市民在小河直街酱园体验“打酱油” 摄影/江玥

贯彻系统思维推进整体保护。一是坚持“三生融合”理念。应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统筹布局的原则和要求。在规划设计、项目实施、运营管理全过程贯彻“三生融合”发展理念。建立“三生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开展评估。二是建立多部门协同的治理体系。参照加拿大里多运河的治理模式，探索在沿线重点城市或省份，组建统一事权的专门管理机构。该机构应整合目前分散在水利、文旅、环保、规划、建设等多个部门的涉河管理权限，形成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治理机构。三是实施“活态遗产”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保护对象应从运河水体、堤岸、古建筑等“物”的要素，扩展到与之共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地方风物以及沿岸社区的生活方式，构建一个动态演进、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

构建技术驱动的智慧治理新范式。一是构建全流域“数字孪生运河”数据基座。通过整合卫星遥感、物联网与无人机巡航等技术，构建一个与物理运河实时映射的“数字孪生体”。该系统应集成生态环境，文化遗产、客流交通及产业经济等多维度数据，不仅是可视化的管理平台，更是承载各类智慧化应用、实现数据驱动决策的“数字底盘”。二是探索应用人工智能(AI)提升治理效能。在“数字孪生”基础上，构建一个服务于“两山”转化的综合决策AI引擎。该系统不仅能提前预警生态风险，更能模拟某一决策(如建设一座滨水公园)对“生态”(如水质、生物多样性)、“生产”(如周边地价、旅游消费)和“生活”(如公共空间可达性、居民满意度)等维度的综合影响。同时，开发面向公众的“运河AI助手”它既能作为“导游”提供个性化知识问答与游览推荐，也能作为“民意参谋”分析公众反馈，助力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三是打造全民共享的数字文化体验与共创平台。大力发展基于5G、AR/VR、云计算等技术的智慧文旅应用，让游客可以通过手机App“穿越”历史场景，与历史人物互动，获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开发公众共创平台，鼓励市民、艺术家等上传自己拍摄的运河影像和创作的运河故事等，让数字平台成为激发全民文化创造力、讲述新时代运河故事的“云上空间”。

▲市民漫步运河广场 摄影/金莺

健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一是完善政府主导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在运河保护中的职责，建立一套科学的、以生态与文化价值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与责任追究制度，将保护成效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估硬性挂钩，确保“两山”理念从顶层设计贯穿至基层执行的每一个环节。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设立运河保护专项资金。二是创新可持续的投融资与运营模式。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设立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同时，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机制，并将项目运营收益的一部分强制性地反哺于运河的日常养护和文化保护事业，形成可持续的“自我造血”功能。三是培育并赋能社会组织与社区力量。借鉴美国伊利运河的治理经验，大力培育专业的非营利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开展公众教育与志愿服务。同时，在沿线社区广泛推行“民间河长”“遗产守护人”等制度，让当地居民深度参与到家门口的规划、监督与文化活动中，使大运河真正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人民的运河”

作者简介

张蔚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

图文来源：拱墅区大运河文化研究院主办《大运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