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一生可谓十分“走运”。其在年少懵懂时寄居于汴河畔的符离集，二十余载的青少年时光便是受运河风物滋养与濯缨。此后他仕宦四方，往返于京师与地方时，运河又成为他行旅首选的“官河”，长期的舟楫之便使他能细致入微地观察两岸风物，更推动了文学史上“隋堤柳”这一重要意象的成熟。此外，他曾在运河沿线的苏杭主政，不仅主持水利惠泽生民，更将江南风物深植于心，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运河既是其生活与仕途的地理纽带，也是其文学创作与情感寄托的深层背景。

大唐做题家

文学史上关于白居易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段子：说他作诗力求通俗，让“老妪能解”。此外，他与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更是着墨于底层民生疾苦，俨然一位为民请命的“人民文学家”。其实，白笔下苍生之所以真切，也许并不是完全出于其作为士大夫阶层俯首见苍生的道德自觉——他本人就曾是苍生中的一员，其文字实则是源自底层体验的现身说法。

建中三年（782），是年白居易刚满十岁，因父亲去徐州做官，一家人从河南新郑迁居到徐州附近的符离集，白居易在这度过了二十多年的青少年时光。符离集即今皖北的宿州市埇桥区，古属徐州，北距徐州尚有数十里地距离，选择于此处安家而不是就近在徐州城，其实是一番权衡利弊下的结果。一方面，徐州地处中央与地方藩镇博弈的前线，擦枪走火下容易波及家人，这些距离构成了一道安全屏障，同时又不是很远；另一方面，符离集是隋唐大运河上一处具有北上、南下中转功能的漕运枢纽，物资充足，商业繁荣，交通便捷，一旦徐州有战火，可以马上沿着运河逃难。可能正是基于这样两点考虑，虽然白父数年后即赴江南为官，家人仍寄居符离，在中晚唐的乱世之中，大运河畔的符离集成为了白氏一族的栖身之所。

▲宿州市埇桥区今貌

然而，安定的栖身不等于优渥的生活。白家在符离属“寄户”身份，需按例缴纳赋税，父亲远宦、家口众多，经济颇为拮据。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回忆：“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书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这段真情流露把寒门学子的现实窘境写得具体而生动：直到十五六岁方知进士科，足见家庭此前并未刻意为其“铺路”规划，祖父、父亲虽皆明经出身，但所任多为基层僚属，既难荫补子孙，也缺乏对进士科的系统传授；父亲常年在外，更无日常的言传身教。这种知晓，或许只是偶然听闻，或长辈不经意间的提点，但正是这份朴素的觉醒，激发了白居易的内生动力。“苦节读书”四字，浓缩了他此后昼课赋、夜课书的超常勤勉。没有家学渊源的熏染，没有家族的精心托举，他唯有以自律与苦功自谋出路。“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是勤奋的代价，“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则透露出长期营养不良、身心透支的残酷现实——这位运河边长大的少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独自叩开了通往进士科的大门。

▲海宁西山公园白居易、顾况像

若将白居易与唐代另外两位大诗人李杜相较，其成长环境的差异便尤为凸显。据郭沫若等学者考证，李白出身蜀地富商之家，早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情，背后是殷实的家资作底气；杜甫虽半生困顿，但其祖父杜审言为初唐文章巨公，母亲出自清河崔氏这样的顶尖士族，父祖两代的家底，支撑了他年少时“裘马颇清狂”的交游岁月。无论李杜，其青春期的游山玩水，花的皆是父辈的钱。而白居易则完全不同，其祖父与父亲终身只任州县僚佐，属于是士人群体中下品的寒门。二十二岁那年，父亲白季庚病逝于襄阳官舍，不仅切断了微薄的俸禄，更让这个家庭彻底失去了支柱。好在天道酬勤，凭借寒窗苦读与贵人提携，白居易在十年内三登科第，自此咸鱼翻身。入仕后，他凭借高官厚禄，在长安、洛阳先后置业，晚年更是悠游岁月，成为富贵闲人。如果说杜甫的一生是先甜后苦，白居易则堪称先苦后甜的典范。

白居易的运河表达

白居易生活的中晚唐时代，大唐帝国已走过极盛顶点，步入风雨飘摇的后半程。士人的心态也随之悄然转变——从盛唐时期的自信张扬、豪迈奔放，渐渐转向保守内敛、沉郁忧思。这种时代情绪的嬗变，投射在文学创作中，便体现为对历史兴亡的深切关注与借古讽今的书写自觉。

秦汉与隋唐，在历史脉络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秦与隋皆是结束数百年分裂局面的大一统王朝，又皆因暴政而迅速覆亡，汉与唐则分别继之，缔造了绵延数百年的盛世。这种历史结构的同构性，使唐人很容易代入汉人视角，以汉代唐。汉代士人复盘秦亡，归因于“仁义不施”，唐人审视隋灭，同样延续了以德治国的道德评价体系。在这一审视过程中，大运河这项动用上百万民力、纵横数千里的浩大工程，成为了最为显眼的存在，也顺理成章地被士人们视为暴政的具象化符号，运河与暴政之间，几乎被划上了约等号。

白居易是最早系统书写隋亡与大运河关系的士人之一。他的《隋堤柳》一诗，将这一历史反思凝练为鲜明的文学表达。诗中直指大运河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工程，是君王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国家意志之上的产物。作为曾任职言官的白居易，对隋代故事的深切忧患，实则暗含着指向当下的讽谏之意。诗末一句“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点明了全部用意——借隋堤柳之凋零，警示当朝君主勿蹈覆辙。这种书写方式颇具象征意味：大运河是“饺子”，讽谏是“醋”，为了这盘醋，才包了这顿饺子。在白居易等人的推动下，隋堤柳逐渐凝固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意象，后世吟咏不绝，其内涵大抵不出白居易的初始设定。

▲2013年版《隋唐演义》中的杨广(富大龙饰)

大运河之所以能让士人群体频繁开启宏大叙事，除却其讽谏功能之外，更在于它承载的历史过于厚重、贴附的标签过于繁多。它兼具空间的长度——纵贯南北数千里的地理跨度，与历史的厚度——历经数百年兴衰荣枯。这使得饱读诗书的士人置身运河之畔，极易触景生情、借古抒怀。据统计，《全唐诗》及其补编中，直接或间接描写大运河的诗歌多达三百余首，涉及诗人百余位，已然形成可观的创作体量。李敬方《汴河直进船》中的“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王建《汴路即事》中的“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皆从不同侧面勾勒出运河的复杂面貌——既是财赋命脉，亦是民生所系；既是繁荣的象征，亦是苦难的载体。正是这种多面性，赋予了运河书写以丰富的阐释空间。

然而，大运河所引发的，远不止于家国兴亡的宏大叙事。它同样能触动人心中最幽微的个人情绪。水运之路固然便捷安稳，避开了车马劳顿的颠簸之苦，但缺点在于速度缓慢。从帝都的长安、洛阳至江南的苏杭、湖广，水路旅程动辄数月。即便有同行之人，对于不善言辞者而言，能聊的话题恐怕早已耗尽，剩下的只有四目相视、尴尬一笑。这种情况下，人是极易感到无聊与寂寞的。更何况，士人乘舟南下，多半是去干活——或是外放为官，或是贬谪流放。调回京城升迁固然可喜，但对于去国怀乡的远行、或是“夕贬潮州路八千”的贬谪之路而言，经行者往往愁绪满怀。此种情境下，人便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人生。

▲白居易肖像画 国家博物馆藏

同一段运河水路，千百年来无数人走过，运河两岸的风物，不同时代的人可能看过同款。眼前之月，曾照古人，今日之水，曾载前舟。这种时空交叠的错觉，极易引发对个人命运的感慨——个体的渺小、命运的不可捉摸、物是人非的沧桑感，交织成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力与叹息。白居易后来重经符离时所作的《汴河路有感》，正是此种心绪的绝佳写照：“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三十年前，他是那个苦读求仕的少年；三十年后，他已是携家带口的朝廷命官。故地重游，物是人非，运河依旧东流，而人生已悄然改写。这样的感慨，既是个体的生命体悟，亦是千百年来无数往来运河的士人共同的心灵回响。

念念不忘是江南

杭州的山水格局，向来为世人所称道，然其千年之前的初始模样，却非今日这般温润的江南水乡。苏轼知杭州时，曾言“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一语道破了这片土地最本质的地理变迁。回溯史前，杭州的海岸线尚蜷缩在西部群山脚下，彼时的西湖不过是一处海湾，而城东北的皋亭山，则是一座孤悬海中的岛屿。随着海平面下降与泥沙淤积，今日的杭州城平原才逐渐从波涛之中露出面容。西溪、西湖乃至城中河渠，其实都是早期海水退去后遗留在陆地上的残迹，底色本是咸涩。正因如此，初生的杭州城不得不直面咸水的困扰。唐代李泌开凿六井，引西湖淡水入城，才解了百姓之苦，同时为疏导滩涂水患，又有刺史崔彦曾开沙河以分水势。西湖、临平湖等水体被巧妙赋予“水柜”功能：汛期蓄洪，旱季则放水灌溉农田、补给运河。城北的上塘河、杭州塘均以西湖为水源，而临平湖作为杭北重要水源，自永嘉南渡后便为当地大族陈氏所掌控，其先祖正是民间奉祀的皋亭山神。白居易在杭期间，曾亲往祈雨并撰写祭文，这场仪式背后，是以官方权力对陈氏神权进行背书，换取临平湖开闸放水，充盈上塘河，灌溉两岸农田，一场祈雨的仪式，维系着一条水脉的生生不息。

▲史前杭州地形图 图源：星球研究所

长庆年间，白居易先后外放杭州、苏州，这两段江南仕宦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温存的记忆。在杭州，他不仅以祭祀沟通人神，更以实干疏浚西湖，筑堤蓄水，使千顷农田得灌溉之利；在苏州，他同样着眼于水系治理，开凿山塘河，从虎丘引水至阊门，既便民生，又成风景。今日“七里山塘”之名，便是当年遗泽。公务之余，他的舟楫亦常往来于水网之间。彼时杭州西北有一要冲，名凤口河，地处苕溪与运河水系交汇处，因音近后世传为“奉口河”，正是今日网红河道“小河”的前身。白居易曾从此启程前往湖州，于船中写下《泛小䑳二首》：“水一塘，䑳一只。䑳头漾漾知风起，䑳背萧萧闻雨滴。醉卧船中欲醒时，忽疑身是江南客。船缓进，水平流。一茎竹篙剔船尾，两幅青幕覆船头。亚竹乱藤多照岸，如从凤口向湖州。”两岸低垂的竹影与纷披的藤蔓倒映水中，他醉卧舱内，半梦半醒间忽觉自己不过是一位漂泊江南的过客。这种身处异乡的疏离感，与眼前温润的山水交织，反倒成了记忆中最柔软的质地。

晚年的白居易回到洛阳，定居履道里，宅畔有池，池中有水，却终究不是江南的波光。他在香山寺下遥望东南，写下传唱千古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白居易以一个“江南客”的身份，品味着这片湿漉漉的土地，那些他治理过的水、行旅过的河、祈雨过的湖，最终都汇入他暮年的梦里，成为一条可以随时溯游而归的精神故道。诚如他所言：“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而这份心安，或许正是苏杭之水给予他最深的馈赠。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白居易的乐天之字并不是衣食富足作为坚实后盾的自信满满，实在是渡尽劫波后的释怀与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