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杭州市拱墅区地图，各种颜色的街道区块充盈其间，明显能感受到的一点是，十八个街道的面积大小与分布极具规律性，一条昔日城乡分野的界限呼之欲出：南部老城区与大运河沿线地带街道分布密集，而东、北、西三侧外缘地带则相对稀疏。如按面积和地域进行归类，南部武林、天水、长庆、潮鸣4个街道均在2平方公里以内；中部拱宸桥、小河、湖墅、大关、和睦、米市巷、朝晖、文晖等街道在3平方公里左右；外环祥符、康桥、上塘、半山、石桥、东新等街道在15平方公里左右，其中武林、天水、长庆3个街道面积相加不足4平方公里，比临近的上城区湖滨、清波、小营等街道还要小，其袖珍程度可能居于杭城之冠。一张地图，其实浓缩了杭城的边界拓展史，由东汉置县钱塘，到中古后的北关闹市，再到近代城北的工业开发，以至于今日的城市化进程，城建的范围几乎填满了大运河及其支线流域，而辖区内与河、桥相关的种种地名，几乎已经明示，这座城市是沿着运河生长的。

▲贯穿拱墅区的151路公交车，是杭州市历史最悠久的无轨电车线路之一

古代杭城的运河，分城内、城外两大体系，城外是以上塘、下塘（今大运河杭州段主航道）、宦塘（今西塘河）为代表的三条大河，城内主要有清湖河（浣纱河）、市河（小河）、盐桥河（中河）、茅山河、菜市河（东河）五条水道，在元末张士诚东扩杭城至贴沙河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菜市河扮演了贴沙河护城河的角色，运河不仅勾勒出古代杭城的面貌，也确定了城市的边界。当河流成为了城市运转中的主干，它的流动便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行为，杭人日常“东菜西水，南柴北米”的迫切需要，让它实际上以“道路”的面貌出现在市民生活之中，而架设在城内河道上的一座座桥梁，充当了这种道路的延伸。河桥与道路，形式不同，却有着趋同的连通本质，浮在水上的杭城，它的历史即是趟着桥道走来的历史，如果说运河是杭城的笔画，那么桥梁便是它的标点。

于是，在旧时杭人的观念中，似乎默认城市的交通网是由桥道构成的。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桥道”一节，大部分篇幅都是沿河而建的各式桥梁，而以往真正的“道路”仅记载了御街一条。又，明代《成化杭州府志》卷一到卷四部分是记录城市区划概况的“封畛”，其中卷三收录街巷，紧接着的卷四便记述桥梁，明显是认为二者类同或视二者为一类，成书稍晚些的《嘉靖仁和县志》亦是如此，卷二封畛篇将桥梁列叙其中。再又，清代《乾隆杭州府志》卷四为城池（城门），卷五为市镇，卷六为桥梁，内容上以河系桥，以桥说城，不单独将城市的街巷设为条目，《民国杭州府志》基本复刻了这一叙述结构，仅篇目稍加扩充，卷五城池、卷六市镇、卷七桥梁。

在城市交通网中，桥作为河流和陆地之间的节点，它的出现完全是人主观改造的结果，遇河架桥，这是实用需求，是大多数桥梁出现的缘由；逢险设桥，这是安全需求，长征期间四川的大渡桥、韩世忠与苗刘乱军激战的德胜桥皆是如此；情思寄桥，这是感性需求，如许仙白娘子相会的断桥、十八相送的长桥。按照桥的形制来说，杭州一带最常见的古桥是拱桥和梁桥，前者跨越能力较大，经久耐用，也比较美观。这是因为桥面受到的压力会经由拱形传递，进而分摊到各个桥墩上，如拱宸桥、广济桥皆是横跨大河的多孔石拱桥；后者横穿两岸，平直铺排，结构简单，建造较为容易，缺点是承重能力有限，适合作为单纯的人行桥，不适合通行车辆货物，比如杭州城西横跨宦塘河的祥符桥就是一座五孔石梁桥，长28米，不到拱宸桥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纤巧了许多。

杭州地方志中的许多桥梁，它们的历史常常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而我们依旧能在当下的时空中与之相遇，比如潮王桥，为纪念唐代抗潮义士石瑰；井亭桥，为纪念留下诸多惠政的刺史李泌；龙翔桥，因宋理宗即位前居住于附近。它们中的一些在历史的淘洗中保留了下来，延续着古意，但更多的是顶着古桥名字的新桥，是坍塌损坏后重修的结果，很多还不止一次，不断地重修，意味着不断地被时代需要。其实，当桥梁因需而生，融入城市生活日常后，它的存在就不仅仅是可感可见的梁木和石料，更是一种城市共同文化记忆的沉淀，成为了解读城市过往与当下的标点，正如威廉·福克纳所说：“过去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过去，过去就活在今天”我们都是这样趟着历史的桥道走来，并感到心中如此温暖。

马可波罗曾如此回忆元代的杭州城：“行在杭州，环城诸水，有石桥一万二千座，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虽有夸张成分，但桥梁之于杭州，的确十分具有存在感，这从地名中便可见一斑。

如天水桥，拱墅区天水街道因之得名，天水巷、天水桥小区、天水桥公交站、天水桥小学等桥附近的区块名称均以之命名；如狮虎桥，位于拱墅区武林路一带，附近的狮虎桥路、狮虎桥路小区、狮虎桥公寓、狮虎桥河下均以之命名；再如坝子桥，中河之上，地跨拱墅区长庆街道与潮鸣街道，附近有水上公交7号线坝子桥站。除却不断“复制”桥名进而衍生为一个地名族群外，一些桥梁同样可以直接指代片区，如施家桥、南星桥、丁桥……桥梁名称的片区化，不仅是出于一种文化的认同，亦是对城市肌理的追根溯源。

随着城市的发展，渐渐地，街代替了河，路抹去了桥，狮虎桥所在的清湖河，天水桥所在的市河，以及他们本身都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程中，如同变长的指甲，被新陈代谢掉了，对它们留下的痕迹，很多人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

▲老墙旧影

天水桥，原名天水院桥，故址在中山北路与体育场路交叉处一带，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载：“天水院桥，六部架阁库前。”1960年填平小河（非今日杭州城北之小河）后，天水桥随之被拆除，天水桥至武林路段扩建成为体育场路之一段。元代，天水桥亦称作岁寒桥，对此，身处当世的元末文人王梧溪也颇为不解，只能猜测“御于岁寒桥，岂有避天水赵氏之嫌，而称为岁寒欤？”王梧溪所言的“天水赵氏”，是赵这个大姓的一处郡望，发源于今甘肃省天水市，自两汉以降，仕宦辈出，相传两宋的赵氏皇族便是天水赵氏的一个分支，陈寅恪先生即称宋朝为“天水一朝”，可能在元代主政者眼中，位于赵宋故都杭州的这座名为天水的桥梁，前朝的元素实在过多，不得不改。新桥名岁寒，该词指一年中极寒之时，所以孔子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借指君子坚韧的品格。而据五德终始说，地处炎热南方的南宋政权属于火德，所以赵宋又称炎宋，元朝来自寒冷的北方，属于水德，因为水克火，故能取宋而代之。如此看来，“岁寒”之名，大概缘于对前朝正统性的压制。

狮虎桥，故址位于狮虎桥路与狮虎桥河下交叉口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浣纱河填平作马路，马路之下建成防空洞，而河水改为地下排水渠通过，狮虎桥遂不存。“狮虎”这样一个充满野性的名字，出现在武林路与延安路两处热闹街市之间，就好像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其实在清代以前的宋、明方志中，均将狮虎桥记为“师姑桥”，清《康熙仁和县志》载：“师姑桥，亦名狮虎桥，康熙二十六年重建。”从“师姑”到“狮虎”的转变，大概是出于当时杭人方言中二词音近的讹传。至少到民国时期，“师姑”一词仍是人们对它的记忆，民国《晨报》曾刊载一则新闻：“在西大街尼姑桥2号门牌，破获共逆党总机关。”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中共浙江省委机关的一处旧址便位于此处，而尼姑即是师姑，想来此桥的出现应与之有关。今日湖州、温州、苏州等地均有以尼姑、师姑命名的桥梁，考其原因，或是地处庵庙附近，或是庙宇内供奉观音，或是因尼姑募资修建，亦或是尼姑有关的故事传说，师姑桥之名，大概也不外乎此吧？

坝子桥，位于杭州东河最北端，北接大运河。南宋《淳祐临安志》卷七载：“城南左厢，坝子桥”后接注释小字“改名顺应”，几十年后的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二一将这个顺序掉转了过来：“城南左厢，顺应桥。”后接注释小字“元名坝子桥，艮山门外东”。这一改变值得玩味，较之城内运河，杭城之外的大运河的河道低且宽，所以于交汇处设坝，一者为节制城中水源，二者为换乘便于城内行驶的小船，坝子桥之名或者其本身便由此而来。至于更名后的“顺应”，以可得的相关文献而言，并未寻得出处，如果仅从字面意思出发，这是一个带有官方教化色彩的词汇，巧合的是，记载“坝子”改名“顺应”的淳祐年间，是在以崇尚理学著称的南宋理宗皇帝治下，而理学讲求克制个人欲望，追求天理，几于同时期的《朱子语类》卷七四记载了理学宗师朱熹的看法：“物来顺应者，简也”。如此看来，桥名“顺应”正是这种当世政治显学的一处具象化。不过后世的明清方志均将此桥记为“坝子”，坝子桥之名，经历了俗称——雅称——俗称的演变，这种雅俗之变亦同时发生在归锦桥（俗称卖鱼桥）、衣锦桥（俗称半山桥）、梅家桥（原名通济桥）等诸多杭城古桥的历史中，它们的存在，体现着一种朴素的、人民的力量。

▲坝子桥

如果稍加留意，我们会发现，桥在很多时候是以搭配组合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运河边的一些集市、粮仓、庙宇都与桥相伴相生。以上述三桥为例，天水桥附近有南宋省仓上界、供给军马的草料场；坝子桥附近有菜市、鲜鱼行、广丰仓、香乳庵；狮虎桥附近有纪念江潮之神晏公的漕运寺巷、武林路的前身狮虎桥街，种种迹象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之间存在某些关联的因素。

▲武林夜市

这种关联首先源自于桥本身，作为陆路交通与水路交通的连接点，许多桥的前身即是码头，《重建宝善桥记》载：“宝善桥者，前本官埠，后建舆梁”，《光绪杭州府志》载：“永宁桥，隽堰东北七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三十五年创建石梁，跨大河南北。”他们之间呈现出一种穷则开埠，达则架桥的迭代关系。在漕运时代，当朝廷的征收指令获得了普遍服从，四方的物资便沿着水陆交通网的毛细血管纷至沓来，这一过程中，运河桥梁往往会成为优选的停歇之处，于是，桥与仓的联系便被适时构建出来，以至于许多桥顺势有了仓的名字，如绍兴老城的仓桥、杭州别称仓桥的高桥，这是一种自觉发生的融合。这些粮仓大致发挥三种功能：一为供给官用和军需，天水桥附近的省仓上界即是如此，其原是杭州地方的州县粮仓，宋室南渡后扩大规模，《咸淳临安志》载：“为敖八，受浙右米，以供内人、宰执、百官、亲王、宗室、内侍，及皇城班直与吏之役于省部者。”一为常平仓，如坝子桥附近的广丰仓，由官方统筹，丰收之年购入粮食，歉收之年平价卖出粮食，以起到平抑粮价的作用，一为义仓，如江涨桥畔的富义仓，必要之时开仓放粮，接济百姓，有着社会福利的性质。

桥、码头、粮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这个流动着的过程中的一处中转的标点，是暂停键，也是连接符，在人的精神世界，桥也营构了这样一处特殊的场域。奈何桥表现的是生死别离，桥的两边是阴阳两隔的地府与人间；鹊桥寄托了真挚的爱情，桥的出现穿越了天人之隔，正如日人伊藤学所说：“桥能满足人们到达彼岸的心理希望”，经由桥梁渡河到达彼岸世界，这是颇具宗教意味的。于是，另一种与桥相组合的元素出现，这便是桥边的各式寺庙。如狮虎桥街附近的晏公庙，姚靖《西湖志》载：“公名戍仔，江西人。元初尸解，后显灵江潮间。洪武初封平浪侯，故军营、漕运之所往往立庙。”晏公在一次向都城押送丝织品的途中离世，而道教认为这是得道升仙的表现，即是所谓“尸解”，随后与之相关的灵异故事流传开来，此举在明初得到官方鼓励，晏公遂作为护佑一方水路的精神图腾受到广泛敬重。

而寺庙的存在意义不止于此，因信众众多，香火旺盛，人流聚集也孕育了商机，于是就有了庙会。旧时坝子桥西有香乳庵，明清之际的《魏季子文集》载：“仁和三省沈翁，设茶饮行路人，而建庵居僧，修祭以董其事”坝子桥一带水路行人众多，设庵施茶，这与拱宸桥西的中心集施茶材会公所异曲同工。有趣的是，这次是先有人的集聚，后建庙宇，与前述庙会的演化方向刚好相反，其实逻辑是清晰的，桥、市、庙，人群流动的指向永远是它们存在的理由。